是時尚界倒了什么霉嗎?不，是“體制”出了問題。

　　周三，就在設計師拉夫·西蒙斯離開 Christian Dior 六周、亞歷山大·王為 Balenciaga 做完最后一場時裝秀數周之后，歷史最悠久、成功實現了復興的法國時尚品牌 Lanvin 宣布，其創意總監阿爾伯·艾爾巴茨(Alber Elbaz)也要離開公司了。據艾爾巴茨發表的一份聲明，這是“公司大部分股東的決定”。

　　Bergdorf Goodman 的女裝總監琳達·法戈(Linda Fargo)在一封郵件中說：“感覺這個行業正在掉皮。”

　　但和西蒙斯還有亞歷山大王不同，他們兩人分別都只在 Dior 和 Balenciage 呆了大約三年，而艾爾巴茨則是從 2001 年起就一直在 Lanvin 的。他憑借一人之力復興了這個品牌，讓它成為了梅麗爾·斯特里普和娜塔莉·波特曼等明星以及普通女性的最愛，而艾爾巴茨自己也成為了最受時尚界喜愛的人物之一。

　　讓他出名的可不只有他的才華，而且還有他的慷慨(他經常在其他設計師的時裝秀開始之前向他們獻花)，以及他對自我的質疑。上周，在國際時尚集團：群星之夜(Fashion Group International Night of Stars)上收到屬于他的大獎之后，Roger Vivier 的設計師布魯諾·弗里索尼(Bruno Frisoni)指出，這個活動對他來說特別重要，因為艾爾巴茨也同時一起獲了獎。而艾爾巴茨脫口而出：“我愛你，布魯諾。”

　　在他周三的聲明中，艾爾巴茨也向所有同事表達了“感謝和暖意”以及“感情”。(當就本文聯系艾爾巴茨時，他打了一個紅心的表情給我，但沒有附任何文字。)

　　艾爾巴茨自 2001 年起就在 Lanvin，并憑借一人之力使其實現復興，讓 Lanvin 變成了普通女性和明星的最愛。

　　所以雖然 Lanvin 本身還是私有公司(公司的老板是臺灣出版大亨王效蘭，據說艾爾巴茨也持有 10% 的股份)，而且也是個相對比較小的公司，但它 2014 年的營收卻有 2.5 億歐元，而且在過去 5 年時間里，艾爾巴茨也經常出現在參加所有主要時尚活動的大名單上。

　　但他也經常會否認任何說他要離開的說法。2011 年，當被問到他是否會考慮離開 Lanvin 去另一家公司時，他對《金融時報》說：“我怎么能那么干呢?是 Lanvin 的同事讓我能做現在這份工作，他們是我手下的兵馬，我可不能對他們說：‘拜拜啦，大哥要走了。’”

　　可到最后，離開卻不是他自己的決定，在他的聲明中有一句話說，他希望 Lanvin 能找到“自己接下來所需要的業務愿景”——這說明，他和公司同事之間有著某種分歧。

　　不過很長時間以來，艾爾巴茨就已經在表達對時尚行業整體發展方向的不滿。在接受國際時尚集團頒給他的大獎時，他說：“從當裁縫的時候起，我們設計師就有夢想、有直覺、有感覺。”然后他說：“我們是‘創意總監’，所以我們必須創造出東西來，但我們大多數時間卻是在監督指導?，F在，我們還不得不為公司拍片子、造聲勢，確保公司在片子里看起來好看。屏幕上的東西得讓人尖叫才行啊，兄弟。”

　　但他也說：“我更喜歡小聲說話。” 一個系列接著一個系列、一批門店開業接著一批門店開業、YouTube 完了是 Instagram……這些事情的循環往復，消耗掉了時尚界太多的創造力，而正如艾爾巴茨在國際時尚集團的頒獎晚會上說的，“時尚界的所有人都需要多一點點時間”。而此時的時尚界已經刮起了一股存在主義的自我質疑風暴，焦點就集中在了它的“體制”上，而結合西蒙斯因為“個人原因”而離開，以及亞歷山大·王的離開，艾爾巴茨這次肯定會讓這股風暴刮得愈加猛烈。

　　毫無疑問，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但我也認為，現在正是時候讓我們再努力地看一看，時尚界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因為雖然“體制”這東西是個看不見又不具體的實體，也可能是我們的不滿最明顯的來源，但在我看來，似乎所有這些人的離開，同時也有力地反映出了一股潛在的、有可能更具毀滅性的潮流。

　　也就是說，當下的時尚公司把設計師當作了“雇傭工”——他們就是在一段時期內為時尚公司掌舵的管家，當船自己走起來以后，在必要的時候，這些管家就可以被換掉。而在這種形勢下，就會出現一種不可避免的情況：設計師們也會開始這樣看待自己。以前時尚公司和設計師之間的關系像是婚姻，彼此發誓會在疾病和健康時都愛對方、在乎對方，而現在，兩者之間的關系變成了一種激情全無的合同關系。

　　之前大家雙方愿景一致，但像吉拉迪諾和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那樣的人會帶來太多起起伏伏，還會因為吸毒和戒毒期這種事造成情緒上的波動。從一方面來說，合同關系讓雙方之間的關系變得更清晰、更職業，但同時它也意味著創意總監們會更愿意衡量這場雇傭關系中的得與失，并有意地做出一些判斷，認為可能自己不再適合呆在這家公司了。

　　換句話說就是：他們能離開。而且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離開。

　　從 2003 年湯姆·福特離開 Gucci 集團開始，時尚界正在經歷著自己造成的災難性下滑。在自己權力的發揮上產生分歧，湯姆·福特是時尚界第一人，而那次極端事件也造成了公司和設計師之間的裂痕(沒有了超級明星設計師的 Gucci 是怎么活下來的?)，而后來時尚公司的地位還提高了：因為時尚公司才最重要，設計師只是為主人服務的。

　　在福特之后，Gucci 嘗試驗證過上述理論，(為女裝、男裝和配飾)聘請了三位不知名的創意總監，但這種情形只持續到了 2006 年，弗里達·賈尼尼(Frida Giannini)成為了公司唯一的創意總監。賈尼尼在她的位子上呆了 9 年，后來在今年早些時候被同樣不知名的亞歷桑德羅·米歇爾(Alessandro Michele)所取代。

　　與此同時，其他品牌也開始以令人注目的速度更換著創意總監，理由五花八門。繼福特之后上任的 Gucci 女裝總監亞歷桑德拉·法基內蒂(Alessandra Facchinetti)在2005 年被掃地出門，跳到了 Valentino，后來又加入了 Moncler Gamme Rouge，剛剛做了兩個系列，就又被辭掉、跳到了 Pinko。2011 年，她在 Pinko 推出了一個叫 Uniqueness(獨特性)的新系列，后來 2013 年又離開 Pinko、成為了 Tod’s 的創意總監——而她的前任德里克·林(Derek Lam)在創意總監的位子上坐了 6 年。(媽呀……)

　　在 Nina Ricci，拉爾斯·尼爾森(Lars Nilsson)是 2003 年到 2006 年的創意總監，后來被奧利維爾·泰斯金斯(Olivier Theyskens)換掉，后者從 2006 年做到 2009 年，就又被彼得·考平(Peter Copping)換掉，考平干到 2014 年，就又被紀堯姆·亨利(Guillaume Henry)換掉了。2011 年，泰斯金斯又出現在了紐約，當上了 Theory 的創意總監，不過他只在那里呆了不到三年。(再跟大家說一聲，大多數創意總監合同里寫的標準任期至少是三年。)

　　邁克爾·科爾斯(Michael Kors)在 2004 年離開了 Céline，繼任者是羅伯托·麥尼切蒂(Roberto Menichetti)，兩個時裝季之后，麥尼切蒂被伊凡娜·歐曼茨科(Ivana Omazic)取代，而后者 2008 年則被菲比·菲羅(Phoebe Philo)換掉——菲羅很有名的一幕，是她堅稱公司允許自己留在倫敦的家人身邊遠程工作。(在 2001 到 2006 年間，菲羅是在 Chloé 工作的，她辭職的原因和西蒙斯一樣，也是個人原因。)

　　亞歷山大王離開 Balenciaga、不再續約的決定是他和公司共同做出的，部分原因是他想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公司上。而上周也有很多人在談論他的這個決定，人們把他的離開作為了這一代設計師當中的一個案例——現在的設計師都會把自己的需求和公司的需求放一起掂量掂量、排個先后。

　　結束了最后一場 Balenciaga 時裝秀之后的亞歷山大王。

　　不管 Balenciaga 是不是真的想讓他留下(正如 Dior 挽留西蒙斯一樣)，也不管它是不是覺得事情已經無可挽回，(所以任命了法國品牌 Vetements 的 Demna Gvasalia 做創意總監，)亞歷山大·王都沒能靜靜地走入那個良夜。他在最后一場時裝秀上又跑又跳，我們其實都看出來了，他實際上是在慶祝，說明他在擺脫了公司的壓力之后是無比的歡樂。

　　現在的情況是，設計師覺得自己主動離開公司，會比公司辭掉自己更說得通——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主動辭過一次職(比如 2012 年西蒙斯在一片混沌中離開 Jil Sander)，以后主動辭職就容易多了。

　　確實，菲羅曾公開表達過她想多在大自然中徜徉一下的愿望，而且再加上她曾經在事業的高峰期離開了 Chloé，因此那些說她可能會從 Céline 辭職的謠言也幾乎是不可能被打破的。之所以人們就是一心覺得她會離開，并不是因為她拿到了另一份工作，也不是因為她掉出了公司的管理層，而是因為她只是希望過一種不一樣的生活——就像西蒙斯一樣。

　　問題在于，如果我們把情感從創意過程中剝離出來，如果設計師不再關心他們的品牌，而公司也不再和設計師融為一體、像過去那樣讓一個人花個幾十年形成一種服裝風格，那么消費者也有可能會有同樣的感受——而這是會帶來風險的。這才是讓這個等式不再平衡的原因。

　　一位因為有出售多個品牌而要求不暴露身份的零售商在聽到 Lanvin 的消息后說：“為什么人們都想要香奈兒或 Comme des Garçons?因為這些品牌傳遞出的自己是什么以及象征什么的信息是統一的。如果你要投資，你就會投資給這樣的品牌。即便你不喜歡它們某一個系列或是某一季的作品，你也不能否認他們傳遞出的信息的純粹。而所有這些改變則意味著，時尚不再感覺純粹了，而你們對女性要說的到底是什么?“

　　當設計師離開一家時裝屋，不論是他自己選擇要走還是別的什么原因，品牌的價值命題就遭到了損害。沒有人僅僅是需要一個新包包或漂亮的新衣服;人們想要它們是因為它們代表的意義。早些時候，Elbaz 先生曾在時裝集團的演講中說，他曾經會問自己：“女性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我又能為女性做些什么來讓她的生活更簡單、更好一點?”

　　如果沒有這些——誘惑、情愫和蛻變的承諾——衣服就只是衣服，而說實話，那又有誰在乎呢?